价值中国：王老师您好，先请您介绍下您目前的工作以及您将要出版的新书。在这部大作中，您预备向读者传递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王世渝：这本书是在2008年之后开始陆陆续续写的，主要是想在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之际，从投资银行的角度，将中国作为一个公司来探讨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因此，这本书开始的名字叫《重组中国》，但考虑到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因为容易产生歧义，这本书的名字暂定为《中国-重组与变革》，这样就显得气魄就小了很多。其实我的基本思路是把中国当成一个公司，这样投资银行家重组公司是一个家常便饭，把国家比喻成一个公司，那我有什么不可以来探讨重组思路了呢？大家都担心用这个名字过不了，因此就改了，但我相信，这个书名还不是最终的名字，因为不定哪天会有更好的名字更能表达本书将向读者传递的主旨。

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切的说从1992年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当我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商业，一切都是由统一的计划来安排。很显然当这个计划经济走不下去了，才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中国不放弃社会主义，又不放弃公有制，在邓小平先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比较务实的改革方案之后，我们思想大解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

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的发展确实在往这样一个方向在走，但是中国走了一条她前所未有没走过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一种模式，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政府参与、公有制的原则，通过计划经济分配的原则。而市场经济完全是靠价格机制进行调节的，用税率、税收、利率、汇率来进行供需调节的。那么把这两种体制混合在一起，一定是有冲突的。但是怎么来结合，我们事先并没有去设计，只有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走到今天，首先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次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制度的先进性，是在一定时空下的先进性。你在那个时候、那个条件下是先进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当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个地方会有不适应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学者、社会各界都应该来参与、研究、寻找能让中国持续增长、持续发展的一个方法。从这个角度说，我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能够看懂企业，看懂产业，我也自认为能够看得懂中国，我能够感觉到我们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公司。与此同时，我们对公司是了如指掌的，无论是从公司股权、治理结构，还是公司的资产、组织体系、激励机制，我们都很熟悉，也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将在公司环境下的一些经验拿来分析已经像一个公司的国家，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独特的视角。基于这么一点，写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我从从公司的资本、少数股东权益、子公司、国际化、农业、金融这六个方面，来分析、研究了公司的现状，也提出了公司未来运行发展的一些建议。这就是本书的简要情况。

价值中国：请您给我们具体阐述下这六个方面的建议。

王世渝：第一是公司的资本。中国完全是一个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占了绝对控股地位。在一个公司里，一个股东占有绝对的控股地位，经常叫做“一股独大”，这也就意味着从所有权到决策权到经营权，很容易一体化，很容易完全的高度集中甚至高度垄断，如果达到高度控制，那么市场化的成分就会很低，离计划经济就不远了。所以关于国进民退到底应该是国进还是国退，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有进有退，需要有方法论。比如有进有退，那么在哪些地方进哪些地方应该退，在进的地方应该进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些都是不能模糊的。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就导致整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在一定阶段整个公司的效率会提高，但是当达到高度垄断的时候效率就会降低，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就没有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到底是国进还是国退，哪些地方进，哪些地方退，就应该思考了。那么如果要退，退到什么程度以及用什么方法来退，都是值得思考的。这就是从资本上理解的。

第二是虽然公司是国有控股的，但是相对来讲还有外资、民资这些资本形态。现在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公司，虽然是国有高度垄断，但是在混合所有制里，外资与民资也占了不少，但是怎么样来看待外资、民资，怎么解决好国资、民资、外资这三者关系，也是值得思考的。讲到民资，就要讲中国的民资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的民资到底是什么状态，处于什么地位，民营企业家们能不能完成中国民营企业应有的使命。我也提了很多建议。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几代创业家、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最早一代是40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业的人，虽然也有50后、60后，但是40后的人比较多。这些人是在社会最底层的搬运工、运输工，也有些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总体来说，有知识人的居多。他们上无片瓦安居、下无立锥之地，开始做个体户，做一些小生意，一做就是几十年，比较典型的就是牟其中、傻子瓜子、孙大午，这个年代创业的人从环境很艰苦的生活中走出来。但是那时候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整个国家的商业氛围也不浓，他们基本都是很快被社会淘汰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主要的民营企业家就是60后、70后，他们的知识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很大，再加上人口基数极大，就成为了今天中国民营经济的主流。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看到上一辈的艰苦、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又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所以这一代人是最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又有能耐承担起发展中国民营经济的责任，尽管他们受到了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就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是诞生出能够走向世界的企业家，代表就是李书福，这是典型的把事情从小一点点做大企业家。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是子公司，在这个章节中既纵向上分析了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在横向上分析了子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比如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重点分析了海南岛，然后也分析了北京和天津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

第四是国际化，就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关系。第五是中国的金融。这个脉络是从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金融，到建立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到90年代初建设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资本金融体系。我把金融分成两类：一个是货币金融，一个是资本金融。从这个角度看，由于我们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太深，以至于尽管我们搞了20年的资本金融体系，但仍旧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银行太强。就是好像一讲到金融，就只有银行。这就导致中国强调货币金融为主，忽略资本金融的发展，这样的金融结构非常不合理。

最后一章是我最喜欢的我一章，就是农业。我认为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靠两个因素推动的：一个是城市化，另一个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导产业就是靠房地产，工业化就是靠汽车，两大支柱产业创造中国经济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这里头有很多缺陷，我们从84年开始就放弃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忽略了农业，集中所有精力发展城市，发展工业。所以到今天为止，对中国三农问题从忽略到治标不治本的重视，以至于到现在中国的三农的问题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导致中国农业水平非常差。反过来看，正好是被忽略，这个时候才存在一个巨大结合点。我们的工业增长了，城市城镇化速度提高了，新的不平衡问题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我们现在13亿人口中还有一半的农民，如果能够在未来三十年把他们的人均收入提高到现在城市化的水平，那中国就一定是全球第一。所以未来三十年最大的机会在农村。如果能够通过政府重视、市场化参与，从制度创新上让大家合力参与到解决三农问题中来，我觉得是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一方面就解决了贫富分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同时解决了整个社会的公平问题。那么整个国家不仅是未来三十年还能获得高速成长，而且还能解决整个国家的公平，既有效率，也兼顾公平。

价值中国：如果在城乡结合部，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重点发展乡镇企业，能否解决很多问题？

王世渝：在工业化早期，整个工业化水平不高，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的制造业都是比较粗放的时候，乡镇企业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也就是说当城市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乡镇经济能够给他们注入些活力，他们能够找到些空间。但是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及后来的调控、改造、淘汰落后产能的时候，乡镇经济的工业化增长速度基本上满足不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无论是从技术水平，文化水平，质量水平都达不到要求时，所以乡镇企业的概念基本上就慢慢没有意义了。

价值中国：刚才您提到国资与民资的关系。我记得在《曾经德隆》一书的最后章节，您通过德隆案例对政企关系做了深度剖析，并寄语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以期让往事告诫未来。您在书中问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究竟应当和政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反过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隔四年，今天，该等问题是否已经有所演变？

王世渝：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化。中国的一个大政方针是以十年为周期的，因为党的总书记两届正好是十年，一旦确定方针在十年之内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我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是08年，写的时间是07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变化，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有点早，可能还要等到明年。

价值中国：您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代参与者，主持过百家以上企业的改制、重组、上市、并购业务及大量的投资融资业务。同时，您也作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见证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在您的观察中，在中国资本市场过往二十年发展历程中最大的教训以及目前的缺陷是什么？

王世渝：首先是教训。教训是什么呢？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就导致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建立的，我们并没有想清楚是在这么一个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下，要建立一种在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形成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我们的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什么都没想清楚。制度设计没做好，创建这么一个市场，一定会留下很多的祸害，这是最大的教训。资本市场交易的核心是公司的股票，那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司在一夜之间能够适应这个市场么，它就一下子就能从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造成市场经济企业吗，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核心，企业要搞股份制、公司上市，同时又担心通过市场化、资本市场把公有制企业的国有控股搞没了，所以就设定了一些规则，规定哪些东西是不能交易的，股权是分置的，设立了一些国有股、国有法人股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交易和交易就形成了不平等。市场是错乱的。

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还是制度性缺陷。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还是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在本质上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就导致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所以在中国资本市场做价值投资是没有意义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不够严谨透明、内部交易难以监管，球员和裁判员都是一体的，公有制企业是国有资本的，证监会是公务员，交易所又是证监会办的，这就是把政府对计划经济的控制，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完全放到资本市场中来，一定会导致市场秩序是扭曲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证监会主席都说要改革发审制度，改好了没有，还是没有改好，你能说他不努力吗。肯定不是。这是由我们的经济体制决定的。

价值中国：您曾说，金融资本市场既是一个魅力无限的领域，又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坟场。在中国这个特别的资本市场当中，可能一个市场周期的时间更为短些，那么当市场崩溃时，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投资银行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王世渝：当然这是两种情况。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问题好像是中国特有的，那是不是西方的资本市场就是完善的，没有问题的。其实也不是。既然是资本市场，那么它就有风险，有暴涨有暴跌。不管怎么监管，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总是在起着各种各样的作用。所以当一个市场非常疯狂、非常兴奋的时候，也同样会有危机的时候，泡沫会有破灭的时候。今天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个伟大的投资银行家，没准哪一天就被埋葬在资本市场的风浪中。这个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这个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制度设计者、监管者、投资银行家，都要对市场有个正确、科学的理解。当我们成功的时候，获得很多光环的时候，不要把他吹捧的太高。同样，当牺牲在这个市场的时候，也不要把他们看的一无是处。资本市场起起伏伏，波澜壮阔，一会处于波峰，一会处于低谷，都要去客观的去看待，不要打上太多的道德色彩，也不要用两个道德观去评判那些虽市场沉浮的参与者，我们很多人认为挣了钱的人好像就是英雄，在市场巅峰是就是道德模范，当他被资本市场所淹没的时候，会说他死的悲壮。其实，我觉得市场的成与败，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平静的去对待，这是市场的规则。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但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用道德因素来判断。

价值中国：投资银行是一个智慧、激情加艺术和勤奋的行业。投资银行的专业能力用道德因素来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在您看来，投资银行在中国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王世渝：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是在一个扭曲的市场环境下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金融结构是货币金融强大，资本金融弱小。所在在中国没有真正培养出来一代投资银行家，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整个投资银行家的从数量、质量、社会地位，和发达国家是没法比的。在中国很难看到对中国经济、社会都产生重大影响很大的投资银行家出来，原因是这个行业在中国弱小的地位，很可惜。在华尔街，任何时候投资银行家的地位都很高。在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很多是从投资银行家来的，有很多政府官员出来后都是都去做投资银行家，这代表了投资银行家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投资银行家地位是非常低的，像我这样的投资银行家，从资本市场一开始走到现在，像我这样一直干下来的很少很少。正是像我这样在干了很长的时候，拥有丰富的经验，丰富的资源，也有很专业的技能，无论是在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都能对经济形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形成了很多解决经济问题的技巧和方法。所以，我们在行业里能够获得尊重，在地方政府面前也会获得很多尊重，真正能够帮助他们产生很多想法，帮助他们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很多问题。真正起到一个投资银行家的作用。这种角色在中国确实非常非常少见。我们国家往往是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霸占话语权，他们的见解很多，好像把问题看的很清楚，但实际上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中国今天最需要的脚踏实地干事的人，经常会说的人一般什么都不会干。

价值中国：我记得西德尼?温伯格说过，当投资银行家提供一项金融服务时，他能使自己所服务的客户、他所在的投资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大众这三者的利益都得到提高。那么投资银行家该怎样帮助民营企业，培育出成功的世界级的企业家来？

王世渝：我非常赞成西德尼?温伯格的观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他是我非常敬重的投资银行家，他从一个清洁工助理一直干到高盛历史上最伟大领导人和投资银行家。我觉得从他的感悟来讲，是他32年投资银行家所经历、体验过的，我非常赞成。中国现在很多人包括经济界、政治界、文化界，各界都好像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认识不到呢，还是中国投资银行家这个群体太弱小，而且中国的体制很难诞生真正的投资银行家。比如说中信、中金是靠牌子出名，中信和中金是靠哪个投资银行家出名？没有。我们中国没有一个投资银行家的制造机制和土壤。有些真正的投资银行家可能在民间，但是他平台有限，有些人可能很早就离开中国资本市场，要不然实力有限，要不然就换行干实业、当学者了，比如刘纪鹏。所以我看不到和我同时代的人还在干投资银行的，我真的看不到，这点比较可惜。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像温伯格一样，能够每天为企业，为社会做点事情。我在十年、二十年前所说可能是同样的话但在今天所发挥的作用、所做的贡献要比那时大得多，这个时候是我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当我做的事情获得别人认可。我现在还在清华大学总裁班带学生，我是怎么带的呢，我教了以后，他们每半年搞一次活动，我每半年给他们每个人的企业做一个咨询，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分别也会去他们每个人的企业，用五年、十年的时间来看看我的建议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的企业腾飞发展，避免犯错误。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大量的收购，兼并重组，通过投资融资行为，给企业、政府带来一些帮助。这一点感受我觉得是和温伯格一样，但可惜的在华尔街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中国这个群体太少了。

价值中国：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企业家与金融家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您认为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王世渝：这两方面都有问题。中国的现代金融是舶来品，向西方学来的，到底学的是什么东西呢？前些日子有本书叫《纸金》，在这本书中有我的评论。在这里面，讲到现代金融体系的时候，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我欣赏当年的华尔街，批判现在的华尔街。当年的华尔街，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的气氛比较融洽，投资银行家给企业带来资本，帮助企业发展，是一种融合的关系。企业家获得投资银行家的智慧、技巧，也获得资本，自己和投资银行家都获得成长了。这是一个共赢的关系。
因为经济的发展，华尔街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由于金融的贪婪，无止境的对利润的追求，导致金融变得强势，形成新金融资本家，这个资本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是，当他认为产业资本的贡献达不到他所期望的收益水平，两者之间的利益需求发生错位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投资银行家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他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不愿意再贡献智慧和心血，只是投钱到你的公司，你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内给我创造什么价值的时候，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从融合变成了对立的一种关系，从共赢变成了博弈的关系。这是华尔街的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已被中国就照搬过来。由于中国没有经历市场经济这样一种历史，没有经历太多的市场涨落，在一个更注重短期回报、心浮气躁的商业环境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都将受到伤害。

价值中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从关系型转向交易性，与企业之间缺少了一些共赢的思想，确实令人觉得遗憾。另一方面，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到底能用资本市场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遵循市场规律？

王世渝：首先是中国这个投资行业被扭曲，所以投资银行去帮助企业上市的时候往往会灌输不正确的价值观，误导企业；其次，企业被误导以后，他们也不能客观的、清醒的认识自己，为何要上市？认识不了，由于这样一种关系被扭曲，导致企业搞不清楚我为何要上市，上市后该怎么做。公司从资本结构、公司市值的管理、怎么样合理的运用资本这个手段来帮助企业发展，怎么样规范自己的运作，形成什么样的公司价值观、公司战略，都处于混乱状态。虽然过了很复杂的证监会发审，但是说实话，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几个合格的上市公司，当然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监管者和市场的问题。

价值中国：我记得您在德隆的时候就想做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您的理想实现了么？

王世渝：从德隆以后，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最近我才开始创办一个新平台，已经有一年的多的时间，这个平台已经基本搭建起来，一个创新型的、独特的投资银行的雏形基本建立了。我做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总结参与中国资本市场这二十年的历史和教训，针对中国今天的市场环境来设计的一种独特的模式。我相信未来3-5年，我所创办的这间新型投资银行，凭我现在的感觉，它既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投资银行，同时也能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新奇的商业模式，会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和关注，甚至学习和模仿。

价值中国：请您对年轻一代的投资银行从业者做些指点。

王世渝：年轻一代不缺知识，又赶上这么一个需求大、市场大，平台多的环境，应该冷静地分析投资银行这个行业的本质规律，不要被今天所学的鸡毛蒜皮的东西给遮盖了自己的眼睛，影响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要严格按照投资银行的行业本质规律走下去。只有这样子，最终才能获得成功。经历这么多年，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本质，我跟别人说，我在和企业家合作时，我一定会把知识、经验、技能贡献给客户，给客户创造价值，以客户的成功为我的使命，而不是把我的需求强加到别人身上。这符合中华民族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和的传统和道家的传统，这样做可能会吃很多亏，但是今天我积累了这么多经验，在我走到今天，我的价值观、方向一点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我现在能够证明我的成功，也能证明我是有市场的。我不会像现在许多人找不到项目，拿到钱没办法投。会有各种项目找我，但我只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这个是我这么多年的积累。

价值中国：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创新。您设计的土地信托流转模式今年以来在益阳大规模开展，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试验三年来，逐渐获得各级领导认可以及全国各地学习推广。请您为我们分享您创造的土地信托流转模式。

王世渝：这个与我刚才分析的农业很相关。我觉得中国的工业化上来了，城市化上来了，被忽略的地方，价值被埋没的地方就是农业。但是未来三十年怎么把中国的农业做起来呢？我想政府有很多方法解决农业的问题，比如给农村补贴，在农林水利基本建设上做很大的投入，提倡农业科技化，取消农业税等，但是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我觉得真正发展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谁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谁都不敢去碰，各级官员就是明哲保身。

我作为一个金融专家，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和三农打交道的历史和经验。少年时，我曾生活在郊区对农村有一定了解，我有整整三年在中国最落后、最愚昧、最贫穷的山区工作经验。许多知识青年都是去农村接受教育的，我是自己从大城市去农村，去观察、去研究、去体验、去生活，我把农作物的种养弄得清清楚楚，把农村的基层体制弄得清清楚楚。我不是农村的外行，我看到很多不合理、不符合产业规律的做法，而且我也做过一些尝试，通过制度的变化，科研的变化，农村的发展是能获得提高的。在市场经济以后，我作为一个金融家，在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做调研、实验、做研究、思考，参与大量的农业项目，在海南创办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业期货市场，同样在海南搞过农业合作，成立过农业租赁公司，这是最南面的。在北面，我去研究过内蒙古马铃薯产业，去帮助过企业。在东面我去过东北，重组人参产业。西北我们研究新疆的瓜果、养殖业，包括甘肃的中药材。在农业科技上我也是中国第一个转基因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目前我还在创办种业产业基金。所以我不管从自身经验和理论高度上来讲，可以说我是中国农业经济专家之一，很少有人对农业有这么多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我在房地产、金融领域都做了不少事情，所以，我能把房地产、金融、土地结合起来，再加上社会制度，就创造了益阳土地信托流转模式。

我发现中国农业问题根本上要从土地着手，一定要做土地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必须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有效配置到一起，才能真正发挥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提高效率，还要不违背我们的宪法、公有制，于是我们就学习西方的信托财产制度。信托财产制度能够把物权用信托制度的方法，分割成财产的使用权、所有权、受益权，通过对财产不同权利的划分，来让财产获得充分您的尊重，发挥财产最好的价值。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原理的设计，就设计出一套制度来了，就是把农村撂荒、分散、低效率经营的土地用信托财产制度集约起来，把土地的承包权设计为信托财产，因为中国没有成熟的信托银行，也没有把农村土地与信托结合起来专业人才，于是就设计了以政府主导的信托平台。考虑到农民利益和公正，就设计成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的信托平台，成立镇或乡的土地信托公司或中心，用政府的信用来托管农民的土地，让农民在政府的平台上把经营权和使用权分开，让后由政府把集约起来的土地通过市场化招商的方式，让有经验的、有投资能力的、有市场的、有渠道的、有管理能力的团体和个人来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这个土地，让土地发挥更好的效力。这样就把巨大的土地财产获得巨大的金融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要实现价值最大，就要投入改造土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作物的单产能力，进行科学的田间管理。最终农民收入提高，投资者获益，土地能够产生固定收益，然后把信托做成虚拟证券可以参与到金融市场中来，这种方式一开始受到很多猜忌，好在获得了有经验、激情、懂农业的益阳市委书记马勇的支持与坚决的推动、也受到了农民的支持，最终起了成效，让农民满意、政府满意、投资者满意。现在，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和研究，很多地方都去学习并在地方实施起来，甚至有些地方超越了我们。所以说一个好的制度创新能够表达各方利益诉求的时候，就一定会受到支持。我相信益阳模式能够成为适应中国国情的一个模式，得到大家的认可。让益阳的草尾镇超越当年的小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