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松：中西方的政治舆论理应和解

　　孙培松

　　中国已被看作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对于自己已经变化的国际身份还未完全适应。从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一下子融入全球事务，这个变化来得太快太剧烈，还没有获得适应的时间，许多问题就堆到面前。

　　然而，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面临的问题主要的并不是能力问题，和西方政治上的矛盾才是最主要的阻碍性因素。在冷战最后阶段，中国调整方向，对外开放，没有和苏联一起倒下。中国的巨大成功使西方可望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一统天下的愿望化为泡影，也破坏了它们推进的“自由民主”进程。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体制显示了超强的稳定性，这一体制能够吸收任何营养壮大自己，这令许多西方人惊恐不已。他们正为这个世界可能被中国共产党接管而焦虑。

　　现在，中国不断被国际媒体塑造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自私的重商主义者、威胁邻居的强权等。外界对中国的警惕以蔓延之势被强化，必将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两者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可能导致一个反华联盟在亚洲出现。如果被迫转向权力政治，中国的复兴之路将变得异常艰难。找到一条缓解中西政治矛盾的路径对中国未来更为有利。

　　笔者认为，这个路径就是寻求和西方达成某些政治上的和解。因为，当我们强烈表达一种绝不与西方为伍的政治意识时，所传输的不仅是价值观念的冲击，还有对中国获得主导地位的担忧。中国应该以更灵活的方针应对这个问题，并在对外传播中做出适当的政治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曾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中国放宽管制的经济政策，认为“中国以拥抱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始了伟大经济变革”。但是今天，它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戴却停住了脚步，一个政府时代正在来临。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债务问题，人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危机中失去功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刺激经济，包括不得不接过大企业所有权，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中国应鼓励两种经济模式向对方靠拢的趋势继续发展。

　　政府的作用是相对弱化还是强化，应根据需要决定。政府是否要与市场结合这个经济方法问题不应成根本性的政治标识。实际上两种模式彼此需要。世界拒绝走向极端，不是谁终结谁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在20世纪的经验不会对未来没有意义。

　　在中国是否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即中国的“姓资”“姓社”，邓小平同志的做法是“不争论”。凡是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利的一切好东西，都可以为己所用。作为一个多样化的巨型国家，中国需要在广大幅员内协调一致的行动能力，政治制度要围绕这个目标加以设置。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避开意识形态争斗干扰的发展，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价值，中国并不排斥抵制，只是反对假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如何实现它中国有自己的方法和路径，西方须予尊重。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说明我们面临全球政治意识觉醒的年代，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定于最佳是政治缺乏活力的表现。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必须让全体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否则这个制度就没有说服力。中国和西方可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但倡导互相学习，并比比看谁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幸福，最终让历史做出选择。中国不去追求谁终结谁，谁战胜谁。

　　所以，外交理念中表达大和解的政治意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未来总结中国模式的内容，这可能会成为重要的一条。▲(作者是江苏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